我的左泥老师

 又想起左泥老师是在前几天，我去作家协会，见办公室姑娘在处理旧书报便过去帮忙，在搬走一张旧桌子拉开抽屉时，发现几张散落的旧照片，是黑白报名照，像是作协老会员。有几张熟悉的面孔，其中就有左泥老师。

　　照片上的左泥老师像上世纪80年代做同事时一样，清瘦，高颧骨上架了黑色半框眼镜，抿着嘴唇微笑。我有点难过了，知道他已在很多年前去世，而我自从离开出版社之后，只回去看望过他一两次，还是为了出版自己的书。

　　左泥老师出生于1925年，原籍江苏泰兴。他很高，仙风道骨，如果穿上长衫，手里卷了线装书，飘走过来，活脱就是古代诗书贤达。我调进绍兴路74号上班时，他在我斜对面办公室，那是文学一室，文艺出版社重镇，出版的都是中国文坛最重要的长篇小说，还有一本著名文学杂志叫《小说界》。

　　当时我二十多岁，坐在文艺理论室小办公室当小编务，可我不喜欢看深奥枯燥的文艺理论著作，爱读小说，对创作型作家仰慕得不得了。身在理论室，心在文学室，常常耳朵竖起来听斜对面的动静，看他们编辑以及编务将全国大腕作家迎来送往，请客吃饭，开笔会，坐游轮，羡慕他们咋这么忙。

　　每天中午我们74号的人都去54号人民出版社大食堂吃饭，手拿一只搪瓷碗一把调羹，敲敲打打荡马路过去，再荡回来。左泥老师总是很晚下楼，又很早就回办公室。他不苟言笑，孤独一人，慢吞吞的。有一次左泥老师主动招呼我，让我一惊，他说认识我父母亲。我没敢问他什么，只知道左泥老师是资深文学编辑，并不是领导。从办公室门缝里看进去，他一直是趴在稿纸堆上严肃工作的状态。

　　有一次我们在绍兴路上一同走回办公室，一路无语。在传达室门口，左泥老师脸上突然露出顽皮的笑容，他说，小孔，你怎么有时候打扮得像公主，有时候是牧羊女？我低头看自己那天身上穿着很长，料子飘荡的花衬衫，外面又罩了网状的背心，细裤腿加中靴，那是当时流行的披披搭搭“波西米亚风”，我自以为很时髦，却不知道人家看上去颜色杂乱。我一下脸红，嗫嚅了几句，也反驳不了，赶紧逃回办公室。

　　我与左泥老师稍微走得近一点是1994年，那时留学生文学很时兴，文学一室做了套“西洋镜丛书”，而我随留学潮出国两年后，没能回到出版社，就在家写了个长篇小说，想拿到老东家问问能不能出版。这是我的处女作，我一点把握也没有。交稿以后我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整天焦虑不安。隔了三个月，我壮胆去出版社左泥老师办公室问稿子的下落，主编正好在接一个很长的电话，坐在窗前的左泥老师向我招手，我过去，他指着正在看的一沓书稿说，你的稿子在我这里，写得不错。我涨红脸说：真的吗？左泥老师，我我……第一次写小说，等了好几个月我信心也没了。左泥老师说，不急不急，我已经在终审了，我看完就可以发排。他翻出几张折页，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说可能会有一些删改，我连连点头答应。后来这本《东洋金银梦》在文艺出版社出版了，很快被日本近代文艺社翻译出版，其中左泥老师对我的帮助肯定太重要了。

　　其实左泥老师本人就是作家，上世纪50年代就写了很好的小说。上世纪60年代已在上海作协《收获》《上海文学》举办的创作学习班里负责辅导业余作者，他兢兢业业谦虚谨慎。在特殊年代，他以善良的人性帮助老作家脱离险境。待到改革开放，他首先站出来主持编选《重放的鲜花》这本老作家作品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《重放的鲜花》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，“如惊蛰的春雷，预告大地的复苏”。

　　像左泥老师那样一生低调从事文学出版工作，扶持年轻作家的我知道很多，而亲身经历的只有他一位。当我自己也当编辑以后，我去看望过他一次。我记得他说话声音很轻，他对我说，你们做杂志采访很多名人，名家，你们不能光盯着热门的人啊，有很多老作家现在很寂寞，没有人理睬。我呆愣片刻，他说，比如王西彦，他指指外面马路，就住在那里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，现在几乎被遗忘了。他还举了几个例子，看看我那么呆滞，也就叹口气罢了。

　　世上有些人难得见面，难得交谈，却会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印记，我想，这就是人的魅力，人格的力量吧。左泥老师笑话我打扮的话令我常常想起，反省自己的审美。而他关于不能冷落老作家的话，更是令我感受到人身上应该具有的正直、公平与善良。

作者：孔明珠